编者按：百年来党始终围绕主要矛盾、坚守文化立场，将自然状态的传统文化与自觉状态的传统文化意识有机结合了起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阶级动员、稳定社会、鼓舞群众、改善面貌、保证文化安全、提升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以承继文化遗产为起点，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融合，提升民族自信，团结进步力量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这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著名论题时所作的经典表达，既彰显了党在传统文化上的基本立场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指明了方向。首先，辩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提升民族自信。针对新文化运动以来过分贬抑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倾向，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主动肩负起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担，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坚持古为今用，克服悲观情绪，提升民族自信。其次，积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革命因素，将人民渴望独立的强烈愿望与对民族命运的普遍关切表达出来。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屈原》《虎符》《桃花扇》《三打祝家庄》等都是取材于传统文化的文艺作品，体现并弘扬了中华民族坚毅不屈、勇于抗争、誓死保卫家国的高尚品格，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抗战斗志。最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对民族性的理念进行创造性解释和传播。如“为人民服务”既是对传统文化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的中国化表达。总的来说，党在这一时期能够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调动革命的力量，得益于党科学对待与大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与革命因子，更在于传统文化对于广大革命群众来说是较为熟悉和更易接受的，这对党取得群众的“理解”进而用科学理论“掌握”群众产生了有益影响。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以继续保持革命的勇气与力量为目标，以立为主，破立结合，提炼中华民族优秀品格，将传统道德观念融入宣传教育工作
新生政权能否巩固，新生国家是否符合人民的期望，社会主义道路能否成功，是这一时期摆在党面前的巨大考验，党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心聚力旨在提振中华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保持革命的勇气与力量。首先，新生的政权与传统文化糟粕划清界限，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团结长期受封建礼教压迫的人们。如新婚姻法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在社会领域加强勤俭持家和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其次，从弘扬中华民族崇高精神着手，注重对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提炼与宣传。如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特别写道：“中国有五亿以上的人民，他们富有革命传统，热爱祖国，热爱劳动，长期地盼望摆脱落后和贫穷，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是一个不可计量的力量。”面对复杂艰巨的改造任务和发展压力，党和国家时刻着力动员一切力量，从弘扬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着手，将民族伟力渗透、传递到广大群众的头脑中去，鼓舞人民劳动和斗争，并在伟大的生产实践中继续提炼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最后，积极挖掘与宣传生产生活中的榜样楷模，将传统道德观念融入到宣传教育工作中，鼓舞广大群众自觉改造与提升。在政策宣传下，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的先进人物，如全国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两弹元勋”邓稼先等，特别是“工业学大庆”的宣传，这就将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不怕牺牲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都融入到了生产宣传中。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党在提炼弘扬民族品格中实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群众精神备受鼓舞。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
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依托，既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逐步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
进入新时期，党和国家更加明确，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在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更加注意规划与计划相结合，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2003年李长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如何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努力确立并发挥我们自己的文化优势，增强文化竞争力，捍卫国家利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为实现新的发展，从思想文化方面看，特别需要“逐步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党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批判对待民族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强调这不仅是文化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党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给文化建设带来的深重灾难，全面总结对待民族文化的错误态度，敏锐觉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政治危害，指明“深入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不但关系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而且关系到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我们民族尊严，关系到引导人们坚持什么方向乃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其次，加强宣传普及教育，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努力形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力量。各个宣传文化单位在党的领导下都切实加强了对民族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如强调“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经常举办全国和地方的文艺调演、比赛和展览；加强对为发展民族文化作出突出贡献的卓越人物的报道和评价等。再次，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这一时期“礼仪之邦”成为常用话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传统美德融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思想政治工作、公民道德建设，既是传统美德与传统社会基层治理方式在新时期的有效的转化，也为维护基层稳定创造了条件。最后，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写入教育法规，强化传统文化教育与民族精神养成。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总则第七条鲜明地指出“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明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引导广大未成年人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时期还通过了《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从20个方面对如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进行了阐述，为党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心聚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新时代
以四个“讲清楚”为基本逻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
首先，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在这四个“讲清楚”中，习近平用“文化积淀”“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丰厚滋养”“突出优势”“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沃土”“深厚历史渊源”等词汇，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内在关联，为全党、全国人民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其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是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民族底色与思想基础。为使广大群众理解和用好这个“最大公约数”，党再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鼓舞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再次，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内容，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针。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分析视野。特别是对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阐发，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对时代楷模、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表彰，都极大地将民众意识汇聚到中华民族伟力上来了。最后，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承，统筹社会力量，增强文化自信。如2014年教育部出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统筹社会各方力量，其中特别强调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国民教育各环节，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此外，党深度把握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深层互动的张力，从人类文化总体出发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提振了民族自信。如通过“对外”的声音有效展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激发全体民众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特别是当前讲好中国的抗疫故事，阐释中国的抗疫精神，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有益彰显。
（作者：许慎；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